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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后心虹

发表于 2007-11-30 10:27 资料家园相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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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合的传说
痖　弦（加拿大）
　　苦命的天才诗人杨唤，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《我是忙碌的》：
　　我是忙碌的。
　　我是忙碌的。
　　
　　我忙于摇醒火把，
　　我忙于雕塑自己；
　　我忙于擂动行进的鼓钹，
　　我忙于吹响迎春的芦笛；
　　我忙于拍发幸福的预报，
　　我忙于探访真理的消息；
　　我忙于把生命的树移植
　　于战斗的丛林，
　　我忙于把发酵的血酿成
　　爱的汁液。
　　
　　直到有一天我死去，
　　像尾鱼睡眠于微笑的池
　　沼
　　我才会熄灯休息，
　　我，才有个美好的完成，
　　如一册诗集：
　　而那覆盖着我的大地，
　　就是那诗集的封皮。
　　
　　我是忙碌的。
　　我是忙碌的。
　　
　　可能是杨唤和三毛两人有太多的类似的地方，三毛逝世后，我每次想到她，就会想起这首诗来。虽然三毛的作品中没有雄壮飞扬、慷慨赴战的意象，但两个人在理想的执著、艺术的坚持、人生的期许上，却是非常相像的。把杨唤这首自悼意味的作品当作三毛的墓志铭，最能象征三毛为爱（个人情爱和人类大爱）牺牲奉献的精神。 http://www.ymzww.com/dispbbs.asp?boardid=143&id=5847&star=1#83959
　　纵观三毛的一生，几乎每一个日子她都在忙碌中度过。杨唤诗中歌吟的“摇醒火把”、“雕塑自己”、“擂动行进的鼓钹”、“吹响迎春的芦笛”、“拍发幸福的预报” 、“探访真理的消息” 、“把生命的树移植于战斗的丛林”、“把发酵的血酿成爱的汁液”……三毛不同形式、不同程度地都做到了，而“把发酵的血酿成爱的汁液”这句诗，简直就是三毛一生最恰切的写照!
　　杨唤和三毛都有一种事事为别人、从不为自己的奉献的人生观，一种只知道工作、不知道休息的忙碌的人生观。他们好像是永不疲倦的人。“直到有一天我死去……/我才会熄灯休息，／我，才会有个美好的完成。”他们一生追求的，是诗的生活与生活的诗，是文学的生命与生命的文学。这样拼搏奋斗下的人生，死，乃是一种完成，一种壮美：“如一册诗集：／而那覆盖着我的大地，/就是那诗集的封皮。”这些美丽的意象，借来献给三毛，应是最恰当、最富深意的赞词。
　　我与三毛相交相知十多年，对于她奉献、忙碌的一生，我自认了解最深。一般人对她的印象是三毛每天都在忙，但很少知道她到底在忙些什么。当然，她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作家，文学的阅读和写作花去了她很多的时间，但很多人不知道，她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帮助朋友和社会公益方面。事实上，三毛这个忙人，每天忙的都是一些事不关己的“别人的事”，一些“聪明人”绝对不去碰它，只有傻瓜才去做的事，一些可能对自己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事。三毛这热肠子，她乐于助人的故事我知道太多了。这里随便提两件事：画家席德进病故前一个月，瘦得不成人形，全身发出臭味。三毛好几次到病房去为他做全身按摩、擦洗，甚至为他清理便溺。老实讲，像这一类的工作有时连病人家属都不一定愿意做，而三毛却乐意为之。另外一位生病的作家张拓芜，中风后左臂残废，生活非常困苦，三毛老远跑去帮他忙，常常带好多菜放在冰箱里给他吃；夏天天热，三毛就买一台冷气机替他装上。这些事使张拓芜非常感动，而把她当成知己。这是关于文友方面的救助。另外，三毛关心、帮助的对象，更多的是文学、艺术界以外的人，穷苦无依的老人、失去双亲的孤儿、彷徨无助的流浪汉、来日无多的癌症病患、家庭破碎的伤心女子，乃至在牢狱中悔恨终日、试图重建自我的囚人，都是三毛义务服务、安慰的对象。
　　一个知名度高的作家，免不了收到来自各地读者的来信。三毛每天的收信量，恐怕超过任何一个台湾的作家。通常这种情形文人多半是一概不回信的，但是三毛却不然，她是有信必回。这些来信的内容，对她的文学成就表示敬慕者有之，请教文学问题者有之，初学者寄上习作请她批改者有之，在人生方面有所困惑希望她指点迷津者有之，更有一些信是慈善机构希望她捐钱、困苦的人向她借钱的。对于这些来信，她都亲自复信。这样一来，跟她书信来往的朋友人数就愈来愈多。有这方面经验的人都知道，写信是最麻烦的事情，一封信就是一件事，就是一个“负担”，回信是很烦人的，但是三毛却从不厌烦。对于众人所求，不管能否办到，她都会详细回答，想尽一切方法来满足对方的要求。我知道她在“联副”的稿费，有很大的数目捐给了慈善机构，有些是寄给一些穷苦的人，或失养的孩子。
　　三毛的信写得又快又好，一天可以写好多封。这些信还都不是三言两语应付了事的所谓“电报体”，每一封都有相当的内容。她的信，就像她的文章一样诚恳、感性、热情，娓娓而谈，使得对方如见其人、如闻其声，能够直接感受到她的亲和力。今天的一些作家、学者，当知名度到达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他们为了“保卫自己的时间”，根本就不复信给读者。西方也是如此，传说美国作家福克纳从来不给人回信，他书房里吊着一个大灯泡，信来了就映着灯泡照一照，看是不是出版人寄来的支票，如果不是支票，不论谁的信一律丢进字纸篓去。这样的形容也许夸张了些，不过中外古今不回读者来信的作家，的确不在少数。
　　但三毛可不是这样!她永远是有来有往，从不让人失望。在这方面她使我想到俄国的作家高尔基和三十年代的作家鲁迅，这两位文豪在晚年时，几乎大部分精神、时间都花在写信鼓励青年作家上面。自然，写信太多难免会影响个人的创作生活，不过这两位文豪后来都把跟青年谈写作的信件编印成书，成了他们另一种广义的作品。而三毛写信从没有公开发表的想法，完全是针对每一个不同的对象所写的私信，是不公开的。虽然三毛在文学上的成就不能和两位大师相比，不过她勤于给青年朋友写信的美德，却有古人之风。我常想，如果把三毛散布在世界各角落、写给朋友的信收集起来，编成一部三毛书简集，那该是多么动人的作品！当然这是一个大工程，需要有心人去细心搜集。
　　三毛一生究竟写了多少信?给谁写了信?无人知道，不过在一次联合报副刊主办的座谈会上我“见识”到了。那次“联副作家出外景”到花莲演讲，演讲完毕后有好多听众到台前跟三毛打招呼，有的请她签名，有的问她文学问题，其中有好几位都说收到了三毛的信。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小男生对三毛说：“我妈妈看到你的信后，不再打我了!”一位六十多岁的老“荣民”说：“谢谢你送给我的偏方，我腰痛的毛病现在好多了。”还有一个小女生自己绣了块刺绣送给三毛，说是为了答谢三毛送她《娃娃看天下》（三毛译的漫画集）。你想仅仅是花莲一个地方，就有这么多笔友，我真难想象三毛花了多少时间来处理这些信函。朋友们也常说我是写信最勤的，但是跟三毛比起来恐怕还差了一大截呢。
　　我有时候想，三毛就像一个光源，她希望普照到每一个角落，又像一个热源，她想把温暖分给每一个需要的人；可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，即使铁打的身子，也禁不起长年体力、心力的过度劳动。她的忙，当然还不止于写信，她还加上实际行动。她除了写作、写信之外，大部分时间在外头奔波。她是很多年轻人的大姐姐，也是很多孩子的干妈，尤其是在学习上有障碍，或在生长期产生困惑的儿童和少年，她特别疼惜。她也是我女儿的干妈。她出国时，每到一个地方总不忘寄一张明信片给我家孩子，记得有一张明信片写着：“等你再长大两年，干妈就带你去流浪!但是要有好成绩才可以哟!”兴奋得小米（我女儿的名字）把成绩好的考卷都留在那里，等着干妈来检验，为的是两年以后“流浪的约会”！
　　这样一个把时间、精神和感情都分给众人的人，她的劳累可想而知。永远不疲惫的三毛，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叶大海中的慈航，普度众生，恨不得自己有千手千眼，可以关爱到所有需要关爱的人。
　　三毛啊!你真傻，难道你不知道让全天下都成为你的朋友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根据社会学家的分析，每一个人同一时期，最多只能维持二十个朋友。而我甚至认为二十个朋友都嫌太多。因为朋友也像花木一般，需要去关爱、注意、照料。诗人杨牧曾说过一句话：“好朋友就是互相麻烦。”不过那种麻烦是必要的麻烦、可爱的麻烦、心甘情愿去承受的麻烦。杨牧说他不十分同意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这句话，他认为这句话值得商榷，试想两个朋友（我是指好朋友）同住一个城里，随时可以见面却十年八年不来往，还说是好朋友，那恐怕是一句假话。他说好朋友就要常常窝在一起，要把你的心放在朋友身上才是真正的交友之道。杨牧的这一段趣谈，我觉得也有几分道理。而三毛，便是把自己的心放在朋友身上的人，她的时间、精力、情感统统给了朋友。用这样对待朋友的方式交往了那么多人，三毛，她怎能不累垮？！
　　广泛的交游接触、时间精力的大量透支，使三毛心力交瘁。她逝世前一年，整个人陷入医学上所谓“精神耗弱”状态。她体力衰退，长期失眠，得靠安眠药才睡得着，而每一次药量都在增加。她的猝逝，我一直认为跟吃过量安眠药有关。三毛过世以后，太多人写文章，大家根据不同角度去臆测三毛死亡的原因，但是，从没有人提到服药这一点。实际的情况是：她是吃了太多的药才长睡不醒的，自杀的可能不大。不久之前，当我把这个看法告诉三毛的母亲缪进兰女士时，缪女士跟我的想法完全一样。也许有人会说，三毛已经过世那么久了，追究她的死因除了徒增伤感之外，并没有多大意义；不过我认为，给三毛的死一个正确的诠释，也是很重要的。
　　试想，像她那么一个乐观奋进、充满生命力的人，在作品和实际生活上歌颂、鼓舞人生意义的人，到处鼓励别人勇敢活下去的人，怎么可能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她自己的生命?这跟她的作品和她平日为人是不符合的。不错，三毛作品里偶尔流露出一种衰飒的情绪，甚至有时会提到死亡，但我认为三毛的作品属于浪漫文学，浪漫文学家是唯美的，死亡常常是他们美化、诗化的对象。不能说一件作品里提到死亡，就认定作者的人生观是悲观的。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，是三毛作品常常流露一种孩子气，一种孩子般的任性，老是把死亡挂在嘴边，这是她的天真无邪，不是厌世。根据我的观察，三毛过世前半年，她早已经从荷西之死的哀伤中站了起来，苦难的磨炼，使她更成熟、更坚强，人生观也更积极。这个阶段，是她对写作和生命最有信心的时候，也是她人道主义理想和热情最昂扬的时候，虽然长期的劳累影响到她的健康——她失眠，但绝对影响不了她的意志。这个时候，她没有理由自戕。
　　生死是人生大事，死亡是生命的结束，也是生命的最终完成。在一般人的印象中，三毛的死至今是个谜，我认为揭开这个谜，把真相原委弄个清楚，对三毛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太多人热爱她的作品，太多人喜欢她的为人，三毛鼓励过那么多的人，而她竟然“自杀”了，这对很多人造成困惑、打击甚至伤害，误认为三毛所说的和所做的不一致；她要别人乐观，但她自己反而寻短，这不是欺骗大家的感情吗?这种怀疑，无形中损毁了三毛在很多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。所以我对三毛的妈妈说，把三毛的死解释成自杀是对她的不公平，甚至是对她人格的一种污辱。她也有同感。我认为三毛的作品和人格是绝对一致的，把她的死解释成自杀，是一种轻率的、不负责任的认定。我希望更多爱三毛的朋友、文学界人士甚至心理学家们一起来支持这个论点。要大家知道，三毛是因为过于操劳而死的，是为了她的文学事业、她的朋友，为了社会公益，心力交瘁而死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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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后心虹

回复于 2007-11-30 10:28 查看资料相册家园

第 2 楼

　　当我重读三毛的文章，三毛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眼前，一幕又一幕的往事，历历如昨。她这些文章都是在联合报“三毛中南美洲之旅”支助计划下写成的，有些是游记，有些可以称之为报道文学，篇篇都是在充满危险和困难的旅途之中写成的，可以说是她血汗换来的成果。这些文章在“联副”上发表时，我是第一个读者。记得每篇文章刊出后，都曾得到读者热烈的回响，信件、电话不断，有很多人到报社来求见作者，也有送鲜花向她致敬的。
　　从中南美回来之后，我按照报社计划，为三毛设计一系列的演讲活动，陪她到台湾各地去演讲，听众反应空前热烈，场场爆满。记得其中有一场地点选在联合报第一大楼九楼礼堂，八百个座位的场地，竟挤了一千五百多人，前边挤满了，后面（楼下电梯口）还有好几百“向隅者”进不来，害得不少人败兴而归。后来听众建议我们干脆到“国父纪念馆”举行，“联副”循众要求，在“国父纪念馆”为三毛举办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演讲。不过拥挤的情况并没有因场地广大而有所改善，反而挤得更凶，观众除了将现场三千多个座位坐满之外，连地毯走道上也坐满了人，但外头的人还拼命往里头挤，广场上至少有一两千人进不来，一时间群众情绪非常焦躁。为了平静大家的情绪，我们只好在广场上加装三个扩音器，把里面的演讲播放出来。按说那些人听到三毛的声音情绪应该安静下来，但是不然，人们还在挤、骂，更多的人又涌了过来。我们没办法，只好请警方协助，虽然市警局动员了大批警力来维持秩序，情况还是非常紊乱。
　　那天是晚上七点半的演讲，下午四点不到群众就开始在纪念馆广场排队，长蛇阵绕了广场好几圈。由于人实在太多，连三毛进出场都成了问题。有人想了个办法，让三毛用帽子遮住脸，使人看不出是三毛，再由三位警察壮汉护送，费了好大力气通过层层人墙才把她送到后台去。七点钟的时候，听众的情绪接近沸点，太多人进不了场，一些从四五点钟开始排队仍然进不去的人特别火大，群情激昂，无法平息。为了安慰群众，我只好用扩音器来向大家陪不是，请大家安静下来，保证将在下周再办一次三毛演讲，让没有进场的人不致空跑一趟。我用扩音器播音，把嗓子都喊哑了，一身西装全被汗水湿透。这样近乎疯狂的情况，真把我吓坏了。我当时想，在此情况之下，三毛已经不是单纯的作家，而变成社会英雄，更夸张一点说，变成人群中的先知。我发现群众对她的爱已经开始变质，好像埋藏着一种不祥的气氛，这气氛愈来愈浓，令人战栗。此时的三毛热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，而是复杂的社会现象；这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?我回答不出来，这或许要心理学家、社会学家去解答了。至于群众给她这份过了头的热情，作为三毛的好友，容我客观地说，实在已经到了不正常的程度。总之自从那次以后，我就开始害怕了，我心想，如果“联副”继续为她办演讲，照那样情况发展下去，一定会出事。当群众情绪最狂烈的时刻，如果三毛在人群里出现，恐怕她全身的衣服会被撕成片片，每个人都要拿一片回家作纪念!这太可怕了。我记得国父纪念馆的那场，有一个中学女生被人群踩倒，受了伤，“联副”同仁把她送往医院急救，当这位被人挤得昏过去的女孩醒来，“联副”的同仁问她：“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三毛?”这女孩回答说：“你嫉妒!”由此可知，当时的年轻人对三毛的喜欢已近乎“疯狂”。
　　有一天，三毛来“联副”看我，我送她到楼下，对她说：“三毛，不能再演讲了，暂时停止吧，一定要降温、冷却。我不是吓你，否则你会像美国歌手蓝侬那样，被‘爱死了他’的观众杀死，因为那些人太爱蓝侬了，怕别人分享他们偶像的爱而杀死他!真的啊，三毛，停止吧!”三毛听了我的劝告以后，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公开演讲，只闭门看书写作，社会上的“三毛热”也因此冷却了不少。
　　今天我重温三毛的文章，难免又想起当时，虽然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，但要想对那段往事赋予意义仍觉困难。如何以正确的观点解释当年的现象?是报刊上所谓的“三毛震撼”，还是电视上所称的“三毛旋风”?不管怎么说，三毛在中国文学史上，以一个写作的人，能引起这么大的注意，产生这么大的回响，恐怕从五四以后，没有第二个人。据说当年鲁迅、冰心演讲曾轰动一时，但是，我想这两位大师的演讲情形，比起后来三毛的演讲恐怕还要“略逊一筹”。诗人覃子豪先生告诉我，当年鲁迅在北大演讲，因为教室座位不够坐，有人建议干脆到大操场去讲，于是听众都涌到大操场上，因为人太多大家看不到鲁迅，便抬了一个吃饭的方桌，请鲁迅站在方桌上讲话。覃先生说，鲁迅身穿大褂站在方桌上、衣袂飘飘的场面，使他永远难忘。另外一位女诗人冰心刚从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回国任教时，因她的诗写得好，人长得漂亮，学问又好，讲堂的大门都被挤破了，连窗子上爬的都是听讲者。这种情况，的确也是当年的盛事。
　　三毛过世的第二天，全台湾的报纸几乎都以头条新闻报道。一个作家的死，引起这么大的震撼，我想，这种情形别说过去没有，将来也不容易发生的吧。作为一个人，来到世间，三毛爱过、哭过、笑过、拥有过，也创造过，可以说不虚此生。但是作为一个作家，她死得太早，她的文学事业刚刚开始，就像流星一样划过文学的夜空，实在令人惋惜！
　　三毛逝世至今已快三个年头了。我想，纪念三毛最好的方式，还是去研究她的作品，而正确地判断她的死因，也应该是研究三毛文学的一个重要角度——从人去理解作品本来就是讨论文学的方式之一。我想最重要的，就是大家应该抛开三毛的传奇，抛开文学以外的因素，客观、冷静地面对她的作品，研究她特殊的写作风格和美学品质，研究她强烈的艺术个性和内在的生命力，这才是了解三毛、诠释三毛最重要的途径。
　　对于那些爱过三毛的人，三毛是永恒的，无可取代的。作为她的一个朋友，我以三毛为荣；如果说好朋友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那么好友的死亡，就是我自己一部分生命的死亡。有时候，对三毛之死，我什么也不愿说，什么也不愿谈，因为那是生命中永远的痛!
　　常常，当我一个人走在路上，我喜欢低吟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……”那一支最能代表三毛人生观念的《橄揽树》，唱着唱着，觉得好像什么都过去了……留下的，是人们永远纠缠不清的误解，和那走了样的传说。所谓历史，或许就是这样的吧；历史，也许只是一个影子，一声叹息!
　　此文以杨唤的小诗作开始，兹再摘录另一首小诗为此文结束藉表对老友的怀念。这首诗是有位作家专访前线时在碉堡的岩石上发现的题壁之作：
　　我走了，
　　像一发出膛的炮弹，
　　飞完了全部的射程，
　　给容纳过我的空间，留下
　　了什么?
　　恐怕，
　　只有“轰”一声巨响!
　　我落到哪里并不重要，
　　重要的是，有过声音、速
　　度和光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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